案例一、IPO专利狙击战：索赔2300万，只为拖垮对手上市

最具戏剧性的案例，来自一起发生在江苏无锡的专利侵权诉讼。

佛山某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装备制造，无锡某公司则是自动化物料处理系统领域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产品广泛应用于化工、食品、医药等领域，拥有专利、软件著作权等100余项。两家公司在相同领域有同类产品，多次在同一项目中竞标，竞争关系明确。

2023年1月10日，佛山某公司以侵害其“一种混合装置”实用新型专利为由，向无锡中院提起诉讼，索赔2300万元。这个数字不是随便定的。2300万元恰好达到无锡某公司当期披露净资产（2.276亿元）绝对值10%以上，属于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中应当披露的诉讼。而此时，证券交易所受理无锡某公司上市申请仅十余天。

诉讼消息一出，无锡某公司的上市工作被迫中止。

检察机关调查发现的核心事实

2022年11月，佛山某公司自行申请专利评价报告，报告认定全部权利要求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；

涉案专利申请日为2019年8月，但无锡某公司早在2018年6月就已委托供应商制造相同产品，无锡某公司不存在侵权事实。

换言之，佛山某公司明知自己的专利有问题，明知对方不构成侵权，却精准选择了无锡某公司上市受理的关键节点发起诉讼。

这是典型的“IPO专利狙击”——通过精准卡位竞争对手上市关键节点提起诉讼，以诉讼信息披露规则为武器，迟滞甚至扼杀对手的资本市场进程。

2023年4月，无锡中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，判决：驳回佛山某公司的诉讼请求；判令佛山某公司向无锡某公司赔偿合理费用40万元并在《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平台》发布公开声明消除影响。

佛山某公司上诉后，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作出二审判决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无锡某公司于2023年12月正式上市。

➤ 启示：

IPO阶段是知识产权风险的高发期。拟上市企业应在申报前完成核心专利的FTO分析和稳定性评估，提前识别潜在风险，避免在上市关键节点被“狙击”。

案例二、专利被宣告无效后隐瞒继续诉讼——最典型的“恶意”

如果说案例一是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’的恶意诉讼，那么案例二则展示了一种更隐蔽的手段——‘明知已不可为，却隐瞒到底’。

2017年5月31日，何某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取得一塑身衣外观设计专利（以下简称涉案专利）授权。何某并未立刻起诉，而是先做了两件事：

1. 从网络平台购买大量与专利相同或类似的商品

2. 将整个购买过程进行公证

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，何某以相关商品侵害其外观设计专利权起诉多家企业。其中一起案件中，法院认定义乌某公司销售的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，构成侵权，判令其赔偿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10000元。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，判决生效。

至此，这看上去只是一起普通的专利侵权纠纷。但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。

2019年1月——何某起诉后、法院判决前——案外人赵某某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无效宣告请求。何某参加了口审并提交了意见陈述书。

2019年7月3日，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决定：宣告该外观设计专利全部无效。决定书于7月10日寄送给何某。

何某不服该无效决定，提起行政诉讼，但一审、二审均败诉。

关键问题来了：何某在明知专利已被宣告无效的情况下，从未向法院告知这一事实，继续利用已生效的判决申请强制执行。

检察机关查明，何某通过这种方式共获取5份生效判决并申请强制执行。

2023年6月，杭州市检察院收到案件线索后启动监督程序。经调查核实：专利无效宣告决定书于2019年7月10日已寄达何某；何某在后续诉讼中从未向法院披露该事实；何某基于已失效的专利权获取多份判决并申请执行；

2023年12月，杭州市检察院提请浙江省检察院抗诉。2024年7月，浙江省检察院向浙江高院提出抗诉。

2024年11月，浙江高院采纳抗诉意见，裁定撤销原判、驳回起诉。同时认定何某构成妨害民事诉讼行为，对其罚款5万元。

➤ 启示：

无论在诉讼前还是诉讼进行中，涉案专利被宣告无效的，权利人均应及时告知法院，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之义。权利人故意隐瞒，继续进行诉讼的，构成恶意诉讼。

案例三：注册600件商标却无实体经营

深圳某公司在不同商品类别上申请注册了600余件商标。2019年5月，该公司以其中一件商标起诉温州某家居用品公司，指控其销售的乳胶枕头侵权。一审胜诉，判赔75000元。判决作出后，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。

但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发现了异常。

瑞安市检察院经调查核实：

深圳某公司无实际生产经营场所、无生产经营活动、不具备生产经营条件；其注册商标未实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；

2019年以来，该公司起诉浙江省内多家乳胶制品公司；涉案商标已被第三人申请宣告无效，行政诉讼已二审败诉。

检察机关认定：综合其商标注册数量、无生产经营活动、批量诉讼等事实，深圳某公司构成恶意诉讼。

2023年4月，瑞安市检察院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。法院起初以行政诉讼尚未终审为由未采纳。2025年1月，温州市检察院提出抗诉。2025年9月，温州中院再审判决：撤销原判，驳回起诉。

不以使用为目的注册商标，再以诉讼为工具批量牟利。600多件商标，没有一件用在产品上——这就是典型的“商标囤积+批量诉讼”商业模式。

➤ 启示：

检察机关认定恶意诉讼的综合判断标准——商标注册数量、是否实际使用、提起诉讼的数量和模式、有无生产经营活动——四个维度综合判断，而非单一因素。遇到类似诉讼，可以主动查询对方的商标使用证据——对方是否实际生产销售？是否有经营场所？如果没有，可能构成恶意诉讼，可向法院提出抗辩。

案例四：恶意抢注“长高电新”——精准狙击上市公司

某股份公司是一家以“电”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，早在1998年就将“长高”作为字号使用，2006年起注册了“长高”系列商标，2010年在深交所上市。

某数字科技公司做了什么？

2022年3月——某股份公司公告更名为“长高电新”的次日，该公司立即在多个类别上申请注册12件“长高电新”商标。

2022年9月——该公司以这些商标作为知识产权出资，成立一家贸易公司。

2022年11月——该公司起诉某股份公司，索赔1000万元。

检察机关调查发现：

该公司注册地址大门紧闭，无任何生产经营迹象；

无任何员工缴纳社保的记录；

多数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不在其经营范围内；

该公司申请注册的其他商标，与山西某酒店、中国某装备集团等多家公司的企业字号相同或近似。

2023年12月，法院认定构成恶意诉讼，当庭裁定驳回起诉，并罚款10万元。同时，经多部门协作，该公司关联公司申请注册的72件商标被宣告无效。

➤ 启示：

商标恶意抢注+提起诉讼=恶意诉讼。法院可以在案件尚未审结时直接认定恶意诉讼并驳回起诉，不需要等商标无效程序结束。上市公司品牌名称变更，必须提前完成商标布局，不给抢注者留下可乘之机。

案例五：抢注城市文旅名片——“两江游”商标碰瓷旅游公司

重庆“两江游”是自乾隆年间就有的“巴渝十二景”之一，是重庆最具特色的城市名片。“交运明月”“世纪辉煌”等游船名称，自2016年起就作为商业标识使用，在行业内有一定知名度。

重庆某信息技术公司以网站开发为主业，不具备旅游服务经营资质，却在旅游服务类别上反复申请商标注册。

自2017年起，该公司反复申请注册与“两江游”相关的商标。拿到注册证后，在旅游平台上搜集经营“两江游”票务的公司信息，先后起诉7家旅游公司，导致部分公司下架“两江游”业务。

检察机关调查发现：

“两江游”系列标志早已在船检部门备案并长期使用，具有一定知名度；

该公司提供的“商标授权费”银行流水，是为起诉而制造的虚假交易流水；

该公司并未将商标用于实际生产经营。

2024年1月，法院一审判决：认定重庆某公司构成权利滥用，属于恶意诉讼，驳回全部诉讼请求。其余6件案件均判决驳回诉讼请求。

➤ 启示：

城市知名文旅标志具有公共资源属性，恶意抢注并据此提起诉讼，抢占公共资源、损害公平竞争秩序，构成恶意诉讼。

遇到涉及公共资源或描述性词汇的商标诉讼，可主张权利滥用抗辩——对方明知该标识具有公共属性仍抢注并起诉，构成滥用权利，不应受法律保护。

结语

对广大中小企业而言，本次案例具备极强现实参考意义。企业不能只重视自身专利、商标申请，更要建立常态化知识产权风险排查机制，做好证据留存，熟悉恶意诉讼识别与救济路径。遇到批量碰瓷、上市卡点起诉等情形，主动运用行政、司法、检察多重法律工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拒绝向恶意诉讼行为妥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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